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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的重要性是什么

归档日期:07-05       文本归类:语境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语境即语言环境,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交际场合及交际双方的有关因素,诸如交际的目的、对象,双方的身份、处境、心情等。由于人们的传统习惯、意识、语感等多方面的因素各异,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同一思想内容,要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在相同的场合,由于交际对象等方面的因素,也要选择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表达。 浅论语境的功能

  众所公认,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并且人们的一切语言交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进行的。语言学界称这种语言交际环境为语境。语境既包括语言因素,如书面语言的上下文、口语中的前言后语等,也包括非语言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时代、交际对象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环境等。我们可以称前者为“小语境”或“近语境”,称后者为“大语境”或“远语境”。语境是人们进行交际活动的场所和舞台背景,不同的语境规定了交际的不同类型和方式,所以语境对话语的语义和形式的组合及语体风格等,都有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分析研究任何语言现象都必须和它所依赖的语境联系起来,若离开语境,把一个语言片断孤立起来作静态的分析,往往很难确定这个语言片断真正的结构价值和意义,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不再满足一个自足系统的研究,而是要求更多地从社会文化的多角度、多层面地考察研究语言及其运用。在分析语言现象时,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差异,强调在动态中并联系使用语言的人及具体语境来研究语言。所以当今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总趋势是从抽象的结构系统的研究转向语言应用理论的研究,由语言的静态描写转向语言的动态功能的研究,从单纯的科学型向社会人文型发展,由微观的小语言向宏观的大语言发展,由单科性向多边缘交叉性、多方位性的综合研究发展。在这种新潮趋势的影响下,近半个世纪来,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模糊语言学、信息语言学等相继兴起问世。

  交际中的语句(不论在书面或口头上)都和语境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现,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如果忽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的交际就无法实现。事实上,忽略了语言使用的现实环境,我们就根本无法来讨论语言的具体含义,从而也无法准确地来分析语言现象。因此在各门语言学的研究中,语境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诸如语法学中的“语法场”、“语用平面”,社会语言学中的“语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景”说、心理语言学中的“语意心境”、修辞学中的“题旨情境”说、逻辑语言学中的“前提”、语义学中的“言外之意”、语用学中的“预设”更是离不开语境。其实,以上这些概念都是语境理论在各语言学科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这些各门语言学研究中的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恰证明了语境理论在语言研究和应用上普遍存在的重要价值。因此可以断定,语境学的研究今后将关系到整个语言学的研究和应用,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等尖端科学的研究中,它将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语境学在语言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具有现实意义。

  转换生成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开始创立“转换生成语法”时忽略了语言的语义部分及语境部分,直到1965年他发表的《句法理论的各个方面》中曾提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概念,同时也注意到了语境对语言的影响,并且提出了“语境自由(con-text-free)”和“语境制约(context sensitire)”等规则。但由于语境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因此他还没有探索到语境的复杂变化的规律,仍然不能解释清楚在社会交际中使用语言的复杂现象。尤其在目前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研究中,乔氏的理论局限性就更明显了。 由于语境与语言的关系,犹如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是肉与血的关系,一切语言研究和语言运用都离不开语境,因此,有位日本学者曾建议设立一门“语境学”。我们认为在语言学领域中新设一门语境学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是势所必行的,语境学将是一把打开语言之谜的钥匙。它将引导人们在社会环境中,在交际活动中去探索言语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语境的主要功能是对语言的制约作用。一切语言的应用和言语的交际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语境范围之内,因此,语境对语言的语义、词语、结构形式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 (一)语境对语义的制约 在任何语言交际中,语境总是决定着交际的内容。常言说“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此情此境决定着双方谈话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具体的语境对交际双方的每句话的语义都有制约作用,也就是说,每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所传达的信息不同。语境对语义的制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1)同样一句话,不同身份的人所表达的语义不同。例如: 一位教师说:“明天上午八点我去上课。” 一个学生说:“明天上午八点我去上课。” 上面的两个例句中,教师和学生虽然都说同样的话,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职务身份不同而决定了同样一句话的语义不同,教师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去讲课”,而学生说句话的意思是“去听课”。 (2)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就有不同的语义。例如: “都八点了!” 如果这句话是在早晨,并且在家里正睡觉的孩子的床头说的,那么,这句话的语义是在催促孩子快起床上学。如果是上午八点在学校里或在教室里说的,那么这句话的语义是指上课的时间到了。如果是在假日的或晚上的公园里说这句话,那么这句话的意义则指朋友间约定的会面时间。 (3)语境的潜在语义 要正确理解一个句子的全部意义,单单了解句子内部各词的组合意义是不够的。因为对句子结构本身的理解只是表层意义,是第一步;要想理解句子的全部意义还必须进一步理解句子本身外的潜在语义,也就是深层意义。因为一个句子给予人的全部意义,往往是由句子本身及其潜在信息共同提供的。而句子的潜在信息的两个主要来源则是句子的上下文和背景知识。因此有些句子离开上下文就很难理解。如《阿Q正传》中阿Q大喊“天门两块!”如果不联系上下文就不知所云,若结合作品中的前后情节才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阿Q在天门的牌位上押了两块钱。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总是根据交际双方所共知的前提或背景情况而省略一些成分,以达到语言简明、经济的目的。所以在交际活动中的语言中,有些句子往往是残缺的,省略的形式,但是说写者可以用它圆满地表达思想,听读者也靠它毫无困难地获得信息,其原因就是语境提供了潜在信息。例如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乘客买车票时常“两个西单”,很显然这“两个西单”是一种残缺的省略的语言形式,但哪个汽车售票员都能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意思是:“我要买两张到西单的汽车票”。 从本质上看,语言就是一个不自足的系统。从表达功能来看,语言并不会把所要表达的东西都体现在字面意义上,从理解的角度看,许多话语的真正含义单从语言结构本身是无法理解的,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交际双方进行的常常是一种“只需意会、不必言传”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交际活动,即“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语用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样无边无际,它是和交际内容密切联系的。背景知识不是词汇知识,而是那些词汇意义之外,在句子中呈现出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隐含意义。例如: “听说小王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大家真为他高兴。” 这句话中的“博士学位”,单从它的词汇意义理解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位,在这句话中它的隐含意义则是:取得博士学位是何等的不容易,又是何等的荣耀。 再如:有人在美国听到一个工人说:“Today the eagle flies.”如果仅仅根据字面理解为:“今天老鹰飞起来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原来这句话里的“the eagle”是指美钞,因为美钞票面上有鹰的图案,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把面值拾元的人民巾称作“大团结”、“工农兵”一样。因此美国工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天是发薪的日子了!”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首先必须了解所学语言的文化背景。

  语境制约语义的另一功能,就是它能排除任何语言中的岐义现象。 当前语法学界正展开岐义结构的讨论,企图揭示语言的岐义的秘密所在。这固然反映了语法学界对汉语结构中一些精细微妙之处的关注,但由于这些讨论仍然脱离汉语的时空条件,孤立地就一些含有岐义的句子结构进行静态的分析,听起来头头是道,用起来却感到无的放矢。因为这些所谓岐义结构,不管是同形异构异义,还是同形同构异义,只要这岐义句一进入具体的语境(上下文)进行口语或书面交际时,岐义就都排除了。例如“咬死猎人的狗”这个大家常说的岐义句,如果对这个句子进行脱离语境的静态分析,诚然,这个句子既可以看作述宾结构,即“(狼或虎)咬死了猎人的狗”,说明谁家的狗被咬死了;也可把这句子看作偏正结构,即这条狗就是“咬死了猎人的那条狗”说明这条狗是什么狗。但当这个句子在特定的语境的制约下,就会只有一种结构,一种语义:或者是述宾结构:“咬死了谁家的狗,或者是偏正结构:“咬死了猎人的那条狗”,二者必居其一,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两种不同的岐义结构形式,只能各表达一种意义。 再如“鸡不吃了”这种岐义句,属于同形同构异义:“鸡”即可以作“吃”的施事者,又可作“吃”的受事者。但是当这个句子进入具体的语境时,岐义就自然排除了。如在酒宴吃饭的语境中说“鸡不吃了”,“鸡”当然是作为受事者,语义是“鸡不吃了,酒也不喝了”。如果这个句子出现在养鸡场或农家茅舍喂鸡时,“鸡”则是施事者,其语义是“鸡已经喂饱了,不再吃食了”。 总之,任何句子只要离开上下文或语境条件,都会产生岐义。 孤立的一个词,无所谓好坏,但当它进入到一定的上下文里,是好是坏就分明地表现出来了。古代写诗做文章时选词练字都是非常讲究的,目的是为了切合语境。相传古时有人写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的诗句,受到了同行们的讥笑,因为“红”字用在这里不通,跟“白”的柳絮相抵触。同行中有一位替他解围,就提笔又加了一句:“夕阳方照桃花坞”,这么一句使原来用得不通的“红”字,都变得精彩起来了。因为夕阳正照桃花坞,红霞斜射,白的柳絮在红霞中飞扬,因而也就变成了“红”色了,这里用词由不通而至精采,就是语境制约的关系。贾岛那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诗中,在韩愈的建议下把“推”字改为“敲”字遂成“推敲”佳话,实际上也是为适切诗中的语境才修改的。 选择词语,可以因语境而改换词语,也可以因语境而变通词语,甚至可以创造新词,以求得情境交融。例如: (1)人们都拿着枫叶。……战士们背起背包,挎上了枪,走向夹道欢迎的人群。“万岁”声响起来了,火红的枫叶举起来了,孩子们奋力地撒着纸屑的花雨,欢呼着……不知道是哪个老妈妈忍不住了,捧着战士的手,第一个哭出了声,接着是姑娘们、孩子们哭出声来,然后是那些男人们无声的眼泪,低低的啜泣,这时候,战士们简直是在朝鲜人民送行的泪雨中进行。(魏巍:《依依惜别的深情》) 这段话里的“花雨”“泪雨”这些新词,都是因语境的关系而言到词成的,并且词新义切,既自然地适切了语境,又顺畅地表达了语义。 有些短语结构也因语境的制约而发生变异,并合乎情理。例如:②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回) 平常人们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是符合生活逻辑的。但这里焦大却因喝醉了酒,说话颠三倒四,便说“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正“是醉汉口中文法”,根据当时的语境写出如此醉话,堪称传神之笔。然而许多后来流行的版本,却把这句话又改作“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表面看来合乎逻辑,但却违反了语境中的逻辑,因而失去了艺术的光彩。 袁仁林在《虚字说》里认为:“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用,则无从见矣。” 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在其《论言有所为》中也说:“言之用,在一定程度上要从上下文里才能得到解释”,“某一陈述的真实性与谬误性,不仅仅决定于词的意义,也决定于你在什么环境下所为何事。”(参见《语言学译丛》1980年第一辑)

  语境对句子的制约,主要是对句型、句子结构、节奏以及句子风格上的制约。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1)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秋夜》) (2)一天是阴沉的上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耳中听到细碎的步声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睁开眼,大致一看,屋子里还是空虚;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盘旋着一匹小小的动物,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 我一细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来。那是阿随。它回来了。(鲁迅:《伤逝》) (3)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起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杀,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 例(1)作者用了重复的句式:“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而不说“有两株枣树”。用重复句式也是从语境的需要出发,这样正切合《秋夜》中“我”当时的心境:即苦闷、徬徨和孤寂的心情。但“我”虽孤寂也并不消沉,虽彷徨而并不停顿,而是积极地准备战斗。所以这里用重复的句式是为了突出枣树,预告枣树将在本文中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下文则写出了枣树的战斗精神:“枣树虽然受了打枣竹竿的皮伤,但最直最长的几枝,却默默地铁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总之,这个重复的句式是根据上下文的需要而写出的。例(2)中句子的结构节奏是缓慢的,因为“睁开眼”“大致一看”,是漫不经心的,反应也慢,看到的“却盘旋着一匹小小的动物,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这里用了慢节奏的定语后置句式,这是由“听到”“睁开眼大致一看”这个语境所决定的。但紧接着是“再一细看”,终于看清了“那是阿随。它回来了。”于是“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来”。这样句子的节奏就变快了。因为“阿随”给“我”增添了生活的活力,它打破了一潭死水似的沉寂生活。总之,这前后两种句子的节奏,由慢变快,都是由语境所决定的。例(3)是一段讲演词,这段话都是用的短句,这也是由对听众讲演这个语境决定的。因为讲者义愤填膺,面对激愤的听众和反动派,于是大声疾呼,义正词严,痛斥敌人,所以句式要简短有力,便于抒发慷慨激昂的情感,富有感染力。 从风格来看,例(1)、(2)具有书面语体的风格,例(3)则具有口语语体的风格。这种风格的不同,也是由语境所决定的,前者是散文小说的叙述语言,必用书面语体,后者是讲演词,面对广大听众,必须用口语语体才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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