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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归档日期:07-02       文本归类:语境机制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爆出冤假错案,如:福建念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冤假错案俨然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反思的沉重话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明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保障。本文结合理论和实务对冤假错案进行研究梳理,归纳总结冤案的规律特征,即冤案发现具有偶然性、被动性;司法机关留有余地的裁判严重残害了蒙冤者,削弱了司法公信。针对冤案频发的现状,笔者从多角度、多层面探究其成因,反思现行刑事司法体制的弊端,旨在设定符合认识规律、司法规律的冤案防范目标,摒弃以往不切实际的100%防冤目标,进而提出构建冤假错案的防范机制,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主要包括:一、坚守“疑罪从无”理念,实现人权保障,杜绝“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等错误理念。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防刑讯逼供。三、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取消单项指标排名,强化综合考评机制,改良纠错激励机制和错案追究机制等。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建议重构公检法刑事诉讼关系,改变过往公检法“重配合,轻制约”的潜规则;实现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决;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改革审委会制度,制定委员准入、退出机制,推行公开听审制度等,以克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端。五、司法机关应当听取民意、尊重民意,正确理性地引导民意,切忌为了片面地追求裁判的社会效果而顺从甚至迎合民意。

  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机制”,标志着我国司法改革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冤假错案如何防范,具体机制如何构建,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待解课题。对此笔者选取多个典型冤案,归纳分析冤案的特征及其发生的缘由,反思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旨在探寻科学合理的冤案防范目标和路径,以期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纵观近年来冤案的发现和纠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最常见的是真凶意外落网,并意外交代了犯罪事实。如:杜培武案。还有些冤案的发现归功于被害人复活,如:佘祥林案。然而我们司法机关主动发现冤案的能力不强,有些甚至在发现后,不敢纠错。如:1996年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一起奸杀案凶手,案发仅仅61天,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2005年真凶赵志红落网后主动坦白该起凶案是其所为,但此案直至2014年12月才得以纠正。(1)

  “疑罪从轻”是指案件存疑时,确认有罪,同时适当从轻处罚。如: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疑罪从挂”是指将疑案暂时搁置不予处理,待证据完善后再行处理。如:念斌投毒案,历时8年9次开庭审理,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

  留有余地的疑罪从轻、从挂,即满足了“命案必破”的社会期待,也减轻了“冤枉好人”的伤害程度,但这也是冤案发生且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如:佘祥林案中,佘祥林蒙冤入狱11年;母亲因上访被公安机关抓进看守所关了9个月,释放后耳聋眼瞎,不能走路,三个月后含恨离世;大哥佘锁林上访也被关41天,几乎是家破人亡。

  (四)冤案严重动摇社会民众的法治信仰,加重对法律的不信任,损坏司法公信。

  冤案发生的缘因是复杂多元的,故笔者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其各种成因,进而反思现行刑事司法体制的弊端。

  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如:重惩罚犯罪而轻保障人权;重实体公正而轻程序公正;宁枉勿纵;有罪推定等等。这些落后、不符合司法规律的理念严重毒害我们司法人员的司法意识,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严打”刑事政策,把打击犯罪放在首位,宁枉勿纵,造成错捕、错判、错杀。

  几乎每一起冤案都存在刑讯逼供,警察李久明在《控告书》中写道:第一次对我刑讯逼供时,南堡分局局长对我说,案子是你做的,铁证如山,不说就让你脱三层皮,别想活着出去。他们将电线系在我的脚趾、手指上实施电刑。在这7天8夜里,他们每次都是酒后刑讯逼供,采用的手段是灌凉水、灌芥末油、灌辣椒水、用打火机烧、打耳光等。(3)同为警察杜培武讲道:办案人员对我实施不分昼夜的突审,拳打脚踢,用手铐把我吊挂在铁门上,有的办案人员认识我,在刑讯时还冷冷地对我说“对不起了”。

  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就明确禁止刑讯逼供,但刑讯逼供似乎具有超强的生命力,频频发生,屡禁不绝,其主要原因有:1、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所谓“由供到证”,是指侦查人员以获取嫌疑人的口供为侦查的出发点,进而补足相关的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我国自秦代以来,就有“断案必取输服供词”和“无供不录案”的规则,后逐步确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这种模式已深入侦查人员的内心,在侦查实践中屡见不鲜。2、侦查水平低下,特别是偏远地区,侦查资源有限,获取嫌疑人的口供无疑是破案的捷径,当一些侦查人员承受破案压力时,就甘冒违法风险去“撬开嫌疑人的嘴巴”。

  我国目前的司法考评机制普遍存在理想化、形式化、行政化的现象。不少司法机关热衷于通过各项指标的排名来形成绩效优劣的位次,如立案率、破案率、批准逮捕率或不批准逮捕率、提起公诉率、撤案率、决定不起诉率、无罪宣告率、一审改判率等等。这些指标客观上成为评价司法机关或个人办案质量和效率的主要根据,甚至成为对司法人员进行奖惩的依据。这样一种考评机制表面上看起来很全面,但违背了司法规律。如:一方面硬性规定不能出现冤案,另一方面却又严格控制不批准逮捕率,超过一定比例就会扣分;一方面把强化监督,将追诉追漏作为加分因素,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不诉率,限制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漏犯作不起诉决定。

  实际上,所有的指标都无法完全人为控制,指标的高低是由诉讼规律所决定,并不必然说明绩效优或劣。如:立案率低,既可以说明公安机关初查案件的能力不强,打击犯罪的力度不够;也可以说明公安机关通过以往对犯罪的有力打击,在预防犯罪方面已经收到良好的效果。又如,不批准逮捕率高,既可以说明检察机关把关不严,打击不力,也可以说明检察机关行使逮捕权慎重,审查认真,有效预防冤案。

  长期的实践表明,立案后有一定数量的案件被撤案,或者一定数量的案件被决定不起诉或宣告无罪等,这是完全正常,是符合诉讼规律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指标论英雄,排优劣。不科学、不合理的考评机制,难以有效地激励司法人员积极地防范冤案,甚至会不计后果将错就错,抵制下一诉讼环节对冤案的纠正。如李怀亮案历经12年两次判处死刑,两次发回重审,最终宣告无罪。(4)曾有《半月谈》记者对知情人士采访后得知,李怀亮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这在司法机关内部早有定论。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是在哪个环节对此案进行纠正,是法院直接宣判无罪,还是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或者是公安机关撤案,一直没人拍板。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责任追究和国家赔偿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稳定问题。(5)可见,不合理的机制有时会成为冤假错案难以纠正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旨在通过制约公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都是典型的“以侦查为中心”的模式,即侦查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笔录、卷宗在刑事诉讼中实质上处于中心的地位,对案件的审查起诉和法庭审判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刑事司法运作基本遵循了“怎么侦查怎么诉,怎么起诉怎么审”的流水作业模式,也被喻为: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送饭”的,法院是“吃饭”的。

  在公安机关的主导下,法院颇受掣肘,甚至出现因公安、检察院不满法院审判,法官被调查的情况,如在福清纪委爆炸案中,为将冤案做实,公安先拘专家,再关警察,拘留家属,解散律所,福州中院刑庭法官王青作为一审承办人也被检察院传唤,导致司法理性只能屈服于公权力。(6)

  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辩方相对于控方而言,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刑事辩护很难对控方发挥抗衡制约的作用,这种不平等是导致冤假错案最危险的因素。回顾近年来的重大冤假错案,律师辩护最大问题不是不能提出正确的意见,而是正确的辩护意见“曲高和寡”。如:滕兴善冤案中,辩护律师提出,本案被害人杨晓荣有80%的可能尚在人间,而被杀者有90%的可能不是杨晓荣;本案的证据不能证明滕兴善杀人,反而证明滕兴善不会杀人也无条件杀人;办案人员求功心切,非法逼供,冤杀者死不瞑目,办案者将依法追究,望三思!后来证明,这些辩护意见都是正确的,但这些意见并没有得到审判机关的重视。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对于证人出庭作证并没有刚性规则,以致是否出庭作证常由控辩双方各自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打击犯罪,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但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证人证言是由控方当庭宣读笔录,辩方只能发表质证意见而无法询问证人,正如学者所言我国提供证言者向侦控机关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7)法官一般也难以从笔录中看出证人意见是否真实,是否受到误导、胁迫。证人证言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割裂整个证据链条。有学者对我国发生的50起错案进行分析统计,发现导致错案的因素中虚假证人证言占20%。(8)

  司法实践中,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往往乐于把案件汇报审委会讨论,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在这些案件中,裁判者不是主持庭审的法官,而是“法官背后的法官”,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近来曝光的一些重大冤案大多曾经过两级审委会讨论决定,说明审委会在控制、发现和纠正冤案方面并无优势,相反审委会集体负责势必导致无人担责。如:李永财杀人案,合议庭评议后认为李永财无罪,但经审委会讨论认为,虽然证据不足,但李永财杀人罪的指控还是能够成立的,决定判处死缓,合议庭执行审委会的决定。两年后,李永财沉冤得雪被宣告无罪。

  民意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司法公开公正,也可以导致司法不公,削弱司法公信力,尤其是不理性的民意被公开、扩大化,一些司法人员就无法保持中立和公正,甚至罔顾法律和政策,无原则地顺从民意、迎合民意。当年佘祥林冤案中,二百多名村民联名具书给湖北省高级法院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严惩杀人犯佘祥林,以致省高级法院实际上发现案件的重大疑点而又未敢彻底纠正。又如李怀亮冤案,法院副院长赵明章无奈向被害人父母出具“死刑保证书”,即李怀亮一案由中院提审,尽量死刑,如果省高院发回,被害人父母不再上访。两名村干部作为见证人在保证书上签名。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执着追求“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的完美理念。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为此设定了防范目标,如:要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立案后100%能起诉;要求批准逮捕的案件100%能起诉;要求提起公诉的案件100%的有罪判决率;要求一审裁判100%被二审维持。有时媒体也宣传这样一些若干项“100%”的典型事例。(9)

  毫无疑问,“不枉不纵”从理论上讲合情合理;从理想上看更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境界。但这种美好的理想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因为唯有事实认定达到100%的准确率,才能实现理想目标,这显然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因为这即不符合认识规律、也不符合司法规律,有时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如有报道称,“女神探”聂海芬工作出色,多次立功受奖。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然而,自“张氏叔侄冤案”披露后,“女神探” 在当下舆论的漩涡中,变成了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甚至被“妖魔化”。(10)

  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破案率、定罪的准确率能够达到100%。据权威统计,美国死刑案件无辜者被错判死刑的比率为5%。(11)因为理想目标中的“不枉”和“不纵”时常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发生冲突而难以两全时,孰重孰轻?这取决于我们的“宁可错放,不可错判”,抑或是“宁可错判,不可错放”的价值观念。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不枉”的最大风险就是有可能错放犯罪者,造成一个错误;然而“不纵”的最大恶果就是有可能在错判无辜者的同时,放纵真正的罪犯,造成两个错误。

  常言道,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人们已普遍达成共识,认为以不惜冤枉无辜去追求“不纵”的代价和危害太大了,正确合理的选择就应当是“宁可错放,不可错判”。201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指出,“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12)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到,冤假错案在客观上难以完全避免,以往那种不切实际的100%防范目标有害无益,严重妨碍冤假错案的发现和纠正。因此,笔者建议,设定符合司法规律的防范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在深入调研、发现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适当的比例幅度,只要错案的发生率没有超出这个幅度,且没有违法行为导致冤案的,那冤假错案的防范就达到了科学合理的防范目标。

  “疑罪从无”是现代各国处理刑事疑案所普遍采取的司法理念,已得到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确认。它要求司法机关对待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而不能“妥协”采取“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等错误理念。

  “疑罪从无”标志我国人权保障迈入法治文明的轨道,被告作为个体,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如果缺乏必要人权保障,极易屈服,形成冤案。因而,坚持“疑罪从无”是公正司法的内在要求,也是防范冤假错案的前提条件。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标志着我国在法律上对非法证据采取了最为严厉的否定态度,但该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如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是否包含依非法证据获取的派生证据等等。故笔者建议:1.科学界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慎重对待依非法证据获取的派生证据;2.强化非法证据排除权利的告知义务;3、设置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听证程序,规定了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排除的后果。

  2015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各单位和各地政法机关今年对各类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

  笔者认为,取消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并不意味着不考核,没有考评指标的引导、激励和约束,办案人员压力不足,办案效率会明显降低,因此我们要设计一套科学的考评机制,1.取消单项指标的排名,避免过度追求“率”和“量”;废除不合理、不必要的考评指标,保留合理、必要的考评指标;强化综合考评机制,适当增加办案质量的指标权重。2.建立冤假错案纠正的激励机制,司法机关办案应当追求零错案,但当冤案不可避免发生时,应当对不积极的纠错零容忍,我们既要依法追究导致冤案的责任人,也要对及时有效的纠错行为予以鼓励。3.完善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现行错案追究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如只要发生错案,就扣发相关责任人员一定额度的奖金或者限制评优评奖,甚至会导致责任人员所在工作部门的负面评价,包括取消评优资格等等,这些过于苛刻的措施势必严重阻碍错案的及时纠正。我们应当完善错案追究机制,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只要办案人员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就不应当追究其责任,同时错案责任的追究范围只应限定于主观上存在过错的责任人员,而不应该株连责任人员所在的部门、单位。

  因公安机关的侦查权过大,外部监督失灵,检察院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从而导致检控权弱化。因此,应加强检察院对侦查的控制力,以检察引导侦查,即由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和侦查工作进行直接的指挥和领导,直接有效地监督公安机关所采取的相关强制措施,从而提高侦查效率,保证侦查工作的质量,防止违法侦查,防止造成冤案。

  在赵作海案的庭审过程中,赵作海翻供,辩护人作无罪辩护,但法院仍全部采信检察院的意见,从快作出死缓的判决。一起疑难复杂的重大死刑案件,法院从受理公诉到作出判决仅20天,足见法院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配合检察院的潜规则。

  我国法律赋予检察院享有公诉权和监督权,当两者同时行使时,使得检察权大于审判权,势必导致检察院凌驾于法院之上,成为“法官之上的检察官”。 检察院以监督权为由,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法院,法院在压力下更易于放弃原则“配合”,这种“和谐”的控审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司法组合阵势,对辩方构成凌厉的进攻阵势。因此,要保障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维护审判的独立性,应当取消和限制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权,让“法官之上的检察官”回归到“法官面前的检察官”。

  在刑事审判中,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对待控辩双方,实现平等、良性的对抗,防止控方成为诉讼主导力量,充分保障辩方辩护权,不能随意打断、制止辩方的发言,真正做到不轻视辩方,不忽视辩护意见。在这种对抗中法官恪守中立立场,不偏不倚地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杜绝先入为主,有罪推定,偏袒一方,枉法裁判。

  所谓“对质权”是指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人证言进行质询的权利,现代各国普遍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被告人享有对质权。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0条规定:“如果对事实的证明以个人的感觉为根据,应当在审判中询问本人。不得以宣读询问笔录或者书面证言的方式而代替询问。”(13)因此笔者建议:(1)落实和细化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庭前证据开示是指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按照一定程序相互披露各自掌握的证据和相关资料的活动。通过证据开示,防止庭审中的证据突袭、盲目辩论,充分保障了辩方证据信息知悉权;(2)规定证人负有出庭作证及接受交叉询问的义务;(3)明确侵犯被告人对质权的法律后果,如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则限制其证言的证明效力。

  审委会制度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司法审判制度,在我国法制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为了适应新时期的要求,笔者建议:(1)改革委员准入机制,审委会是审务组织而非行政组织,委员的选拔应打破行政级别观念,引入竞争机制,从资深法官中竞选“精英”;同时建立委员退出机制,规定一定的任期。(2)推行公开听审制度,即审委会委员旁听案件的庭审过程,以便委员全面了解案情,从而解决审判分离。(3)落实回避制度,在案件讨论前3日内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由案件承办人告知委员名单以及可行使回避权利。(4)制定主审法官、合议庭成员、审委会委员违反规定导致错案的追责制度,明确个人责任,防止法不责众的现象发生。

  司法工作的目标,既要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效果,又要实现民意好评的社会效果,顾此不能失彼,统筹兼顾。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司法机关应当听取民意、也应当尊重民意,努力实现民意好评。

  但有时民意是非理性的,易操作性的,夹杂了不同的利益和不满的情绪,尤其是上访、联名具书等反应出来的民愤。司法机关应当始终保持清醒,正确、理性的对待,即使被民意误解,也不能以冤枉无辜为代价来满足民意,重要的是坚持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公开司法活动,让社会民众用看得见的方式体会司法公正,引导民意理性地对待司法活动,杜绝“媒体审判”、“草根审判”、“专家审判”等现象发生。

  “周虽旧邦,其命革新”。《决定》指明了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现阶段我国尚缺乏经验,如:机制不科学;理论存在分歧等。建立一整套符合司法规律的防冤机制绝非易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之途曲折艰辛,让我们心怀法治人的梦想,迈步前行,为中国司法掀开一页崭新的篇章!

  (1) 汤计、贾立君:《呼格吉勒图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被调查》,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2月19日。

  (2) 许辉:《从“从念斌无罪”看司法理性回归》,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26日。

  (4) 樊崇义:《守住底线 防止错案》,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29日。

  (5) 李均德:《河南平顶山法院承诺对证据不足嫌犯判死刑》,载《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6版。

  (6) 刘长:《为保一桩错案,要制造多少错误?福清纪委爆炸案的“递罪”逻辑》,载于2015年6月29日访问。

  (7)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状评析》,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1期。

  (8) 何家弘:《谁的审判谁的权刑事庭审制度改革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9)崔佐钧、张弦:《无罪判决:从36人到零》,载《检察日报》2005年5月10日。

  (10)何家弘:《错案为何复制》,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4月26日。

  (11)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

  (12)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

  (13)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版,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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